“‘校车事故’折射的不只是一个交通安全和投入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理解教育的问题。集中办学可以提高办学效益，但未必能够提高教育质量。我们还不能够肯定地说‘撤点并校’所付出的成本就一定比不撤并要低，更何况降低教育成本不能以学生成长和家长付出为代价。”

　　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课程与教学系主任孙亚玲教授，再次就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出现的问题呼吁：改变思路，防止矫枉过正，与其把钱花在修建新校舍、提供并不营养的“免费午餐”、乱花钱买校车上，不如把钱花在培养、雇合格的教师上，花在恢复村校上。

　　集中了优质资源的寄宿制替代不了家庭情感教育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全国数起重大校车事故，引发公众对校车以及近10年来学校布局调整的关注，争论的焦点大都集中在政府是否配备了足够的校车和配备的校车是否达标的问题上，似乎只要政府配备了足够的校车，只要每一辆校车都达到了‘国标’，孩子上学难、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就解决了。”孙亚玲说：“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校车和校车是否都达‘国标”，而在于我们的办学是否考虑家长的具体需要、学生成长的长远需要、学校管理的需要，是否符合《义务教育法》的规定。”

　　她指出，《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设置，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小学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为什么要规定“就近入学”呢？

　　首先，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年龄尚小，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充满温情、亲情和呵护的家庭环境，不利于长期“寄宿”。

　　这个年龄段，少年儿童正是需要家长日复一日养育的年龄，他们一生所需要的大多数的生活技能、最朴素和朴实的人生意义、亲情都需要在家庭环境中获得。而“寄宿”则剥夺了这种家庭教育的环境。幼小的孩子因为“寄宿”，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与父母团聚几天，他们与父母之间、其他亲属之间的“亲情”如何培养，他们需要的生活技能谁来手把手地教？

　　从理论上说，“寄宿制”集中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表面上看孩子们能够受到更加优质的学校教育。但是，相比之下，家长与孩子们所付出的情感代价不可低估，而且这种影响是隐性的、滞后的、长远的。《义务教育法》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规定“就近入学”。

　　其次，“寄宿制”加大了学校的管理难度，学校不仅要组织好教学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要负责学生的安全、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

　　因为“寄宿制”，学校教职员工管理任务加大，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家长承担的养成教育任务，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教师精力分散、教学质量受到影响。现在“寄宿制”学校中专门配备生活教师的并不多，对学生的生活管理大都由教师承担，这无形中加重了教师的负担。他们不仅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承担大量的管理任务。他们白天要加班管理学生的饮食起居、病痛冷暖、宿舍卫生，晚上要加班管理学生的睡眠、安全。这些任务分散了教师的注意力，他们很难集中精力搞好教学，集中起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因为管理的任务加大又被稀释了。 但如果要配备足够的生活教师难度很大，目前的师范教育结构中没有专门培养生活教师的专业和课程，如果现在培养、再配备，不仅财政难以支持，而且也不能解“燃眉之急”，因为培养需要一定的周期。

　　撤点并校后，村小被撤了，孩子们要到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完小、中学去上学，家长们很少有条件每天接送，即使是每月接送一次也难以做到。学校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安全的校车接送。所以出现了60多个孩子挤在不足10个座位的车里，出现了“马拉校车”、“拖拉机校车”、“黑校车”。有的家长由于不放心只好被迫搬家，放弃原有的耕地家舍，搬到离学校近的地方居住。有的家长干脆推迟孩子的上学年龄，加之对子女上学前途的不可预知性，很可能放弃子女的入学，造成新的辍学。近些年来，政府已经尽了很大努力承担了寄宿生的食宿费用，但是每个小学生每月75元（原来只有55元），初中生每月100元（原来只有75元）的伙食费是难以保证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营养所需的，而这影响的将是一代人的体质！

　　“我们不能把‘孩子上学行路难’的问题简单的归咎于政府的投入不足，归咎于校车安全问题，归咎于某些人‘玩忽职守’，而应该看到《义务教育法》有关‘就近入学’的法律规定背后的情感和理智。《义务教育法》情系亿万个家庭，为孩子的成长着想；《义务教育法》尊重了教育的规律，不是一味地追求“办学效益”的提高。”孙亚玲说。

不切实际地大量购买校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孙亚玲至今难忘自己在村里读小学的温馨时光。

　　学校不大，只有两间教室，两个老师，学生加起来不到60人。村小没有现代设施，粉笔是紧俏的，木板制成的黑板中间有很宽的裂缝，因为没有黑漆已经发白了。但是，村小的老师很有创造性，他经常在天气好的时候领着同学们在学校院子里的地上写字，或者进行算术比赛，学生们用柴棍、木棒在地上写、在墙上写。写一遍，擦了，再写。

　　村里的两个老师轮流在村民家里吃饭，那时候叫“管先生”，一家吃上两天，每家都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老师，从没有哪天耽误了老师的饭菜。差不多每家一学期轮一次，老师和当地的村民都熟悉，关系很密切。他能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也能够因材施教。

　　孙亚玲快乐地度过了5年的小学时光。到了上初中才到离家两公里的中学读书，早出晚归，在学校吃上一顿自带的干粮，没觉得有多苦。上高中时住校，一周回一次家，来回大约13公里。村子里以及邻村的几个同学结伴而行，没觉得有多累。

　　“现在的条件好多了，可为什么却总愿意把钱花在盖房子、买设备上，不愿花在人的身上。回想当年我家乡的村小、当年的西南联大，教育质量的保障，哪一个不是因为有合格的、受人尊敬的教师？”孙亚玲说，现在很多偏远地区没有教师愿意去，那是因为那里的教师待遇太低，学校的教学条件太差。

　　她认为，在解决农村偏远地区学校落后这个问题上，应该考虑为农村学校提供优质资源，而不是简单的撤并，“更不能由于‘校车事件’一味地不切实际地大量购买校车”。

　　“在云南这样一个自然条件、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千差万别的省份，与其花大钱购买校车，提供并不充足的营养餐，雇佣更多的并不称职的驾驶员，还不如花钱恢复村小、教学点，加强农村保留学校、教师队伍和教学设备的建设，大幅度提高偏远地区学校教师待遇，让教师能留得住，真正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孙亚玲说，这样做只需要花钱派出更多的合格教师，保障教学条件，购买文艺体育器材，保障学生冬季取暖、喝水等。

　　“两者相比，如果都是投入，后者比前者更加符合教育的规律，更能保证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